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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包公精神  力行勤政为民

作者:忞齐斋主发表于:2020-06-29 15:47:30  短篇杂谈杂文关注度:杨柳岸网络文学为您统计中..

弘扬包公精神 力行勤政为民

包焕新

■前言

纵观华夏历史,杰出人物灿若繁星,千百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伟人首推孔子,而能与孔子相提并论者,在我认为,就要数铁面无私的“黑老包”了。凡读书之人大多熟悉《三侠五义》、《包公案》等有关章节,好戏之人大多知道《铡美案》、《斩包勉》、《包公赔情》等精彩剧情,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人,几乎都看过电视剧《包青天》,深受观众欢迎,其主题曲《开封有个包青天》波澜壮阔,荡气回肠,至今很多人都会唱。包公为官清廉、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忠君爱民的精神,跨越时空乃至超越国界,受到海内外各个阶层人们的敬仰。以史为鉴,包公及其所形成的包公文化、代表的包公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完全可适用于当今中国政府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廉政建设,对一切有志于报国为民的海内外爱国同胞及仁人志士可提供某种特殊意义的借鉴。

包公精神产生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故不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和大思想家孔子的思想一样,跨越了时空,乃至超越了国界,可谓是历久而弥新了。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已经跨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包公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实干型官员,除史书记载的政绩外,留下的主要文献是上书皇帝的“奏议”。不管奏议怎样高明,政绩如何突出,最终都是为巩固封建王朝服务的,但是,他的影响为什么也能跨越时空、超越国界、传诸久远呢?那是因为,在那些作为卓越政绩的思想基础的奏议背后,蕴藏着一种很宝贵的包公精神。要知道包公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就有必要对包公生平、思想核心与性格特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文尝试和各位同仁一起穿越时空,透析解读历史上的包公,旨在传承包公文化,弘扬包公精神,顺应时代呼唤,倡导清正廉洁、惩治腐败,力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包公其人

一、历史人物包公

1。 包公的生平及仕宦经历

包公名包拯,字希仁,一字兼济,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卒于嘉祐七年(1062),庐州人。他29岁考取进士,授建昌知县,因为孝养双亲,未去赴任。十年后,也就是在38岁那年,才出任天长知县。此后,历任端州知州、池州知州、扬州和庐州知州。

庆历三年(1043),包公44岁,他被调到朝廷,担任监察御使。这个职务品衔不高,但可以上疏言事,评论朝政,弹劾官员,因此很重要。推荐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是王拱辰。在这期间,包公写了不少奏疏,对朝政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尽了一个监察御史的职责。在庆历五年,他作为宋朝贺使两次出使契丹。

庆历六年(1046)年,包公47岁,被调任三司户部判官,不久升任三司户部副使。三司是主管财政的部门,号称“计省”,“三司”沿袭五代制度而来,包括盐铁、度支、和户部三司,其长官是三司使,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相,再分设盐铁、度支、和户部副使各一人。户部下设户税、上供、修造、麯、衣粮五案。

皇祐二年(1050)年,包公51岁,升任知谏院的职务,谏院和御史台都是监察机构,所不同的是,当初包公只是担任品衔较低的监察御史,而这时他则担任谏院的长官了。包公在此任上两年,弹劾了不少高官,如宋庠,接替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却无所作为,包公上疏指责他“首位七年,殊无建明”,“不能尽心竭节,卓然树立”,宋仁宗遂贬了宋庠的官职,让他出京当河南知府。又如张尧佐,因为是仁宗的爱妃张氏的伯父,先是从一个小县官升为权知开封府,而后在皇祐元年的9个月之内,连升三次,成为掌管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对此,当时就有道台上疏反对,包公到谏院后,即上疏指出张是“凡庸之人,徒缘宠私,骤阶显列”。

“开封有个包青天”,这是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歌,包公不是开封人,但包公担任过权知开封府的职务。在此之前,他还回老家任过职,先后知庐州和池州。他出知池州很有点意思,那是降职,因为池州只是个小郡。降职的原因,是他“举荐不当”。当时宋代已有了保任制,官员可以举荐人担任职务,但如果举荐不当,就要“连坐”,受到责罚。包公因为举荐了一个叫卢士安的人,属于举荐不当,就被降职到池州。他在池州做了不少的事情,现在池州的齐山,还有他手书的“齐山”碑。

包公担任权知开封府的时间是嘉祐元年(1056)12月,这年他57岁,还算是年富力强。在这个职务上,他当了一年半。这个官是升大官的阶梯,但是很不好当,道理明摆着,京城里多的是比这个官大的官,得罪了谁都不好办。也就是在这个职务上,包公真正的出了名。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一是开封府旧制,凡是告状的不能直接进入公堂,要先把诉状交给门吏,门吏再上呈,这叫做“牌司”。有了这道门槛,老百姓要想告状,先得贿赂门吏,而门吏也可乘机勒索。包公到任后,革除了“牌司”,让告状的老百姓可以直接上堂。二是横贯开封一条河,名为惠民河,这条河与东南漕运连接的通道,是不能堵塞的,但一些达官贵人却在河边建起亭榭楼台,供自己享乐,从而造成河身的狭窄,一有水患,河水泛滥。包公奏请朝廷尽数拆除那些违法建筑,权豪们却千方百计抵制,说有地契,包公就派人实地勘验,最后迫使他们“拆违”。这些举动措施得罪了权贵,却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所以当时京师有谚语:“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嘉祐三年(1058)6月,包公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权知开封府的职务由欧阳修继任。次年,他又改任权三司使的职务。嘉祐六年(1061)4月,又升迁为三司使,继而改任枢密副使,由财政最高长官变为军事最高副长官。嘉祐七年(1062)年5月13日,64岁的包公去世。朝廷追赠他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二、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中的包公

1。元代的包公形象

元代杂剧中有包公戏21种,现存11种: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关汉卿《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栏记》、郑廷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曾瑞卿《王月英月夜留鞋记》、无名氏《包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叮叮当当盆儿鬼》、《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张千替杀妻》、元代包公题材兴盛的原因:(1)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2)吏治腐败;(3)市井文艺趣味。

元代包公形象的特点:(1)清廉正直;(2)富有斗争智慧;(3)神化色彩。

2。明代的包公形象

成化说唱词话中的八种包公故事刊本:《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粜米记》、《新刊全相足本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刊全相张文贵传》、《新刊全相足本仁宗认母传》、《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短篇小说集《百家公案》、《龙图公案》和中篇小说《五鼠闹东京》等;明代的包公戏:共9种,现存5种:《胭脂记》、《桃符记》、《袁文正还魂记》、《观音鱼篮记》、《珍珠记》。

明代包公故事流传的特点:(1)走向市井和民间;(2)传播形式多样化;(3)新编故事大量出现。

明代包公形象的特点:(1)身世更加传奇化和神话;(2)斗争对手地位更高,斗争精神更坚决;(3)断案方式更加富有民间色彩的智慧。

3。清代的包公形象

文人作家创作的包公戏《正昭阳》、《双钉案》等;《三侠五义》、《万花楼演义》等小说;京剧和地方戏中的包公戏。清代包公故事流传的特点:(1)篇幅更加宏大;(2)内容更加丰富和庞杂;(3)地方戏成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清代包公形象的特点:(1)清官与侠客义士的结合;(2)忠奸斗争中的忠臣;(3)沉稳气度代替了智慧。

■ 思想核心

包公的思想核心是忠君与民本的高度统一。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忠君爱民的信仰。包公具有鲜明的忠君思想。在一封奏札里,包公写道:“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骤被殊用,置诸侍从之列,擢处谏诤之班,臣于此时敢忘图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个出身既不高贵又缺少政治后台的人,能够被朝廷委以重任、视做心腹,这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基于这样的心理,他特地上书仁宗“请建太子”,希望赵家王朝“传之无穷”,因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巩固王室”,“挫奸雄观望”,否则“必稔祸于将来,恐非社稷之福”。这样的忠君思想,可谓臻于极致了。包公又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一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成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包公一生从政的根本信条。他反复对仁宗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而横赋暴取,不知纪极。”他几十封为民请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包公的思想和功绩是以“民本”为基石的。无论官职大小、身处何地,包公都尽力做到爱民为民、务实尽责。

包公注重解除民忧,革新诉讼程序。在开封府尹任上,他实行大开正门、百姓自陈曲直,并让人在衙门口设置了一面鼓,有冤屈者只要击鼓,就升堂问案。这种“击鼓升堂”的做法深得民心,迅速在全国推广,延续至清末。包公关注民生,大办实事好事,在今天的肇庆、池州、合肥等地还留有多口“包公井”

难能可贵的是,包公思想中的忠君与民本是和谐一致的。那么对于包公来说,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性何在呢?在《请差灾伤路分安抚》中,包公反映江淮等地天灾人祸严重,请求从速安抚,否则酿成大乱:“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况今秋苗稼既槁……凋残之民朝不谋夕……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他讲得很明白,如果官不爱民,民不聊生,“奸雄”就会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设想。类似这样的话,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议里至少说了四次。能够看出,包公不仅自己爱民,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包公之所以成为最大的“忠君”,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与民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可以说,包公“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观上有利于天下苍生,其忠君与民本高度统一的积极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

(2)刚直不阿的性格。包公的性格坦诚得近乎毫无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养,其刚直乍看起来真有些不近人情。这种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而且一生和农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无形间烙上了中国农民纯朴诚实的印记;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忧国爱民的胸怀,“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当朝名臣刘筠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甚深。刘筠是翰林学士,刚毅正直,疾恶如仇,因和朝廷恶势力势不两立,两度外任庐州,而包公自年少时即颇为刘筠所赏识。在他的奏疏里,有很多减轻老百姓负担的主张,例如他建议朝廷“减冗杂而节用度”;他提出“凡横敛无名之入,多所蠲(juan)除”;他知池州府时,“所至缩糜费,以利民。明年复其官,民多德之,立祠祀焉”;(《嘉靖池州府志》)权知开封府时,他革除“牌司”旧弊,让百姓径直告状。

包公年轻时写了一首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正是本着这样的信条,他在官场上刚正不阿,不拉关系,不结党营私,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是其是、非其非,他多次担任言官,对于那些有权有势的高官,他坚持原则,履行职责,上谏弹劾,毫无畏惧顾忌。所以在当时,朝廷给予的评价就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风力峻明,器怀端亮,伏谏于陛,屡形药石之忠;秉宪于朝,一屏奸邪之气”。宋代官修的《仁宗实录·包拯附传》说:“拯性不苟合,未尝伪色辞悦人,平生无私书,至于干请,无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宋史·包公传》说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他的同僚吴奎在其《墓志铭》中赞美道:“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连和他在政见上有所分歧的欧阳修也称赞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3)清廉似水的品德。他痛恨贪官,斥责“贪者,民之贼也”,请求“今后应臣僚犯赃罪,不从轻贷”。他自己则保持着清廉似水的品德,《仁宗实录·包拯附传》说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他知端州时,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端砚,以往的郡守都乘机向百姓多加征收,自己留做和权贵拉关系的礼品,但包公严格按照进贡的数额征收,在离任之时,也“不持一砚归”。临死前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4)善断疑案的智慧。他多次担任地方官以及权知开封府,断、解各种疑难案件应该不在少数,例如他在池州就曾“辨浮江尸与瘗(yi)僧冤,时称神明”。《宋史·包拯传》记载,包公在任天长知县时,有个人的牛舌头被割,他到包公这里报案,包公让他回去把牛杀掉。按照当时的法律,私宰耕牛是要治罪的。几天后,就有人来告发牛主私宰耕牛。包公劈头问他:你为何割了人家牛舌头还要告发他?这个告发的人一下子懵了,只好如实回答:因为自己和牛主人有仇,割其牛舌,牛不能活,必要宰牛,从而可以让其获罪。包公智断“牛舌案”,为他赢得了善断疑案的声誉,也为后世关于他智断疑案的各种故事埋下了基因。

■包公文化

朱砂黑的无私铁面孔,宽阔眉宇间光照青天的月牙,炯炯如炬、犀利似箭的眼睛……脸谱化的包公形象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和影响中国司法的历史人物,人们立马就会想到铁面无私、惩治奸恶、廉洁公明的黑脸包公。这个不畏权势、坚持为民做主的北宋官员,从元朝开始,经由戏曲、文学作品的广泛传唱,成为老百姓膜拜、向往的形象,承载着中国老百姓对司法的期待和寄托,历经宋元明清,千年不衰,直到今天仍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的价值判断。

1925年,胡适先生为重版原本《三侠五义》所作的序中说:“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这些故事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公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笔者认为,包公之所以被选做箭垛,成为理想化、脸谱式的人物,一方面是因为包公具有强烈的人格感召力。包公个性鲜明,虽然正史的记载不多,但有据可查的史料已经显现出了包公鲜明的性格特征:忠孝、刚直、公明、廉洁。包公在开封府任职仅一年零三个月。这短短的时间内,他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及时惩办诬赖刁民,坚守为民做主,使贵戚宦官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公的名字就感到害怕。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和普通百姓对清明政府和公道正义的渴望追求。从史料的记载看,包公一生并没有多少时间办案,大部分精力是在进谏和财政方面,为什么民间艺术中赋予他诸多执法断案的想象和故事,主持公道、除暴安良的“青天”形象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和百姓内心的一种渴望和需求,希望有像包公一样的人为贫困百姓做主,同时也说明社会、司法缺乏这些东西,所以人们才会有这种幻想和需要。包公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老百姓对公平、公道的期待和诉求,也照出了百姓告状无门、冤屈含泪的艰辛。正是社会和百姓的切身需要,使包公成为廉洁公明、为民做主的理想人物,千百年来一直被百姓所传颂和敬仰。

包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特别是包公作为司法官,他的核心特征、对后世影响深刻的究竟是哪些方面?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

一是忠孝。包公29岁考中进士,初授大理监事、建昌知县,但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他便弃官在家奉养双亲,父母去世后,他又守孝三年,39岁才进入仕途。为官从政26年中,惩治奸庸,嫉恶如仇,为民做主,为朝廷尽职尽责。包公死后,宋仁宗赐以“孝肃”的谥号,以肯定他忠孝的一生。

二是爱民。包公不畏强权、皇权,敢于为民做主,保护弱者。如“铡美案”中,纵有皇姑、国太的保护,包公无所畏惧,坚决要铡掉欺君罔上、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为秦香莲做主,体现了他爱民如子的情怀。

三是公明。《宋史》中记载,“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者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这个案例生动地反映了包公判案公明、明察善断。

四是清廉。包公一生清正廉洁,不徇私情,是有名的清官。他在《乞不用脏吏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人以包公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两朝国史》记载,包公”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任职端州期间,”不带一砚离职“更体现了他两袖清风、一贯清廉的作风。

”忠孝、爱民、公明、清廉“,这些所体现出来的当下司法官形象,正是百姓期待的。对比当前我们的”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我们不难看出,二者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唯一的本质区别在于包公的忠孝主要是忠于皇权和朝廷,而人民法官所应该具备的忠诚是指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分析了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层面之后,具体到司法行为上来看,包公文化中还包含了保护弱者,为民做主;不畏强权,独立秉公断案;不拘形式,着重结果和实质正义;讲究情理法的统一;亲民便民是司法工作一般的价值观和举措。这些司法的一般价值观和举措,与当今司法工作的价值取向和做法也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比如:包公在开封府进行两项关于诉讼制度改革,《两朝国史》记载”旧制,凡诉讼不得入门。拯使径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原来老百姓告状要先经”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这样,刁滑的小官吏便乘机讹诈百姓。包公对这项弊政进行了改革,下令裁撤”门牌司“,直接打开府衙大门,百姓可以直接进入庭堂,击鼓喊冤,递交诉状。还有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人们熟知的包拯”倒坐南衙“、”走后门“。由于大开正门之后,告状人过多,上班时间处理不完,包公下令打开府衙后门,允许百姓随时进入府内诉说冤情,有时包公甚至便服问案,深得百姓称赞。这些诉讼改革的理念和举措,与当前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利民的理念高度一致。

此外,包公文化,尤其是在包公戏曲文化中,包公在断案中不仅能力超凡,”日断阳夜断阴“,而且主动作为,职权强大,拥有皇帝钦赐的三口铡刀,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大护卫,可谓威风凛凛。这一现象反映百姓也希望司法要有担当,有权威,而不能软弱无力。这与我们现在倡导的能动司法,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系也是相符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包公故事中存在迷信色彩重、刑讯逼供现象突出、百姓的”清官崇拜“情结和官员的”父母官“心态明显等问题,这些是当今社会和司法应该坚决摒弃和克服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司法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涉诉信访问题较为突出。为民做主、刚正不阿的”包青天“仍被人民群众所追寻和崇拜,背后也体现着人民群众对司法形象、对司法工作的期盼和诉求。包公形象、包公精神仍是今天普通老百姓所渴望和追求的法官形象。

诚然,现代社会不可能再像古代那样,将人民群众的愿望寄托于某一人,而是需要制度的建设、完善,注重人民群众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包公、海瑞、狄仁杰……这些民众心目中所向往和追求的司法官形象,在当今社会就体现为人民群众对于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要求。

在大力加强司法文化建设的今天,研究包公文化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建立一支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人民法官队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研究包公文化,我们还应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注意区分包公文化、清官文化、司法文化、传统司法文化这些概念。有人笼统地提出”包公法律思想、包公司法文化“的概念,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因为从正史的记载看,包公更多的是行政官,而不是司法官,很难说有什么司法理念,法律思想和司法文化更无从谈起。但是,从大的范围看,我们研究整个包公现象、包公文化,从史料中包公审理的几个小案例和两项诉讼制度改革出发,结合民间作品中对包公的丰富想象和演义来看,我们能够总结出包公文化在司法领域的明显特点,以对现代司法有所启迪。二是注意区分正史中的包公和民间传说中的包公。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并不了解正史中的包公,不知道他的生平履历,不知道他究竟在历史上有哪些作为,因为戏曲作品中的包公故事和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当前我们研究和传承包公文化,就要区分正史中的包公和戏曲作品中的包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弄清包公文化中的哪些特质是受特定历史条件中司法制度的影响形成的,是制度层面的东西,而哪些是人们的理想和想象,是纯粹的杜撰和演义。三是注意结合正史和民间传说研究包公文化。在区分正史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我们也应该注意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而应该注意结合。文化是不断积累、发展形成的,历史上真实的包公的司法行为与民间传说中包公的故事,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交织、融合、沉淀、积累,共同形成了现在人们所需要研究和传承的包公文化。

■包公精神

包公精神就是以包公的思想核心为基础,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沉淀和积累而形成的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

(1)反腐反庸,无私无惧

包公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在任何一个职位上,他都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都如实向朝廷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皇帝”特降指挥“。在包拯看来,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

包公留下的奏议多达185篇,其中有55篇是竟弹劾本朝官员的61人!这61人中,贪官污吏首当其冲,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庸人“也不在少数。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祐、杨景宗等,均在被弹劾之列。譬如,他认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却”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而作为宰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包公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尤其长久地为世人所称道。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原为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尧佐加官晋爵。张尧佐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包公刚一主管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谁知仁宗变本加厉,更委派张尧佐以重任,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结果,建议无效,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即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

在廷辩时,包公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包公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佐尧,前后共达六次之多。他反复说:五六年超擢张尧佐,群臣皆窃议于下,然而迹其过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乃从谀顺指,高官要职,唯恐尧佐不满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此岂爱君之心哉?(《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张尧佐久以非才……臣等累次论列。陛下欲务保全,乃曲假宠荣,并领要职。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以人情则不安。臣实忧危,罔知所措……况执政大臣,与国休戚,不能执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过举,俾天下窃议,谓陛下私于后宫。(《再弹张尧佐》之一)

包公直接指斥的看似是执政大臣,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宫“。封建时代,帝王雄居万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作为臣民,要能够做到直言极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2)深察民情,为民请命

包公对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重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当时的现实却是,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包公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到全部奏议的三分之一。

其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为立目而已。

包公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即上奏折《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奏议中说,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却被官府折变为100文,外加脚钱、头子、仓耗40文,共计140文。这样”二倍诛剥贫民“的”非常暴敛“,必须立即取缔,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纳本色“,即以实物交付。

同时,包公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并由此推及”诸杂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权且停罢“。据《宋史·刘挚传》中记载,”民欢呼至泣下“。

包公的这些奏议,反映的问题翔实有据,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爱民之心,跃然纸上。

包公赈救的范围不仅包括灾难深重的农民,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罢巡驿、保民田、除放欠、改盐法、救饥馑的奏议,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包公上书,为被收禁者叫屈,充分体现了其惩恶扬善,以民为本的拳拳之心。

(3)清心直道,严于律己

包公知端州时,曾赋《书端州郡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清心才能寡欲,进退不失其正,故谓”治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荡,是其”身谋“。包公本来不以诗作著称,但这首诗却写得正气堂堂,风骨凛然,实可视做包公立身处事的宣言书,也是其始终不渝的行动指南。

包公服丧期满,在京城听候派遣官职。当时的官场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甚盛,宰相吕夷简的官邸更是门庭若市。包公和吕夷简有同乡之谊,吕夷简以为他一定会登门求见,却久等不至,后来才知道,包公到吏部报到后,就直接到天长当知县去了,这让吕夷简很感意外。从此,包公在仕途上就沿着这条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共计26年。

26年间,包公从知县、知州、转运使,直到枢密副使,成为一名执政大臣,跻身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全靠自己闻名朝野的政绩,当然,也离不开比较开明的仁宗皇帝的赏识与支持,正如他的门人张田在《孝肃包公奏议题辞》中所说:”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

26年间,尤其任职台谏期间,包公弹劾过不少官员,有时也不免因愤激而措词过当,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场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顶风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镜,个人品格上白璧无瑕,连看不起他”素少学问“的欧阳修,也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赞美”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公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深深懂得”干部是决定的因素“。需要强调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没有一个被推荐的人是出于个人关系,更不要说拉帮结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在《请复韩贽等台官》中向仁宗保证:”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真称得上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包公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今广东肇庆),他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除长子病故,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外,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不在此例。

(4)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最典型的例子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载,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公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做”民之表“,曾留下了37字脍炙人口的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千百年来,包氏家族后昆牢记家训,至今无一贪官污吏。

几十年间,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包公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产端砚,其前任均借进贡之机,贪污多达数十倍于贡品之数的端砚据为私有,除个人享用之外还馈送权贵,大搞不正之风。包公却一改前规,下令制砚数量不得超过进贡之数,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

这段佳话虽然载在《宋史》,其真实性如何本来亦无法完全确认。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70年代,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公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非端砚,这真不啻为这则历史佳话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佐证。

弹指一挥间,100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制度性的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但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包公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不论为官还是为民者,甚至海外民众的普遍敬仰。包公及其包公精神并没有过时的迹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就是这种精神的回响,就是这种精神的光辉的闪耀。

历史为什么选择包公作为”清官“的代言人?机遇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与其所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

包公生长于北宋真宗,成于仁宗。宋朝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强势时期,二帝奉行妥协外交,把国内的政治安定与经济发展放到首位,因而出现了一个太平治世。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反映到政治上。北宋初年为稳定政权而形成的”祖宗之法“发展到此已经不能再适用,特别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时期,这种积弊尤为凸显,比如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改革的呼声日渐成为政治强音。

”包公生长于这样一个革新的朝代,他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政治抱负、治国策略等肯定会打下时代的烙印。“四川大学宋史研究专家刘福生教授告诉记者,这种政治改革的诉求首先体现在一种文化的复兴,如这一时期的”新儒学运动“,倡导改变唐末五代以来政权更迭,”君不君,臣不臣“,败坏伦理纲常的”衰俗“,名臣们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找到了革新朝廷风气的资源,重新阐述、解读的孔孟之道,充满了时代的气息。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让后世耳熟能详的儒家名臣,如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所以,在这个士大夫精神高度觉醒的年代,才孕育出包公这样的性格特征与思想境界,同时正直如他、敢言如他、碰硬如他,也有了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可能性。

这一时期,新兴的士大夫阶层渐渐成为政坛主流,他们倡导重视名节的风尚,包公的青年时期受此影响,在求学的时候就已经注意自己立身行事的方式了。朱熹曾与弟子谈起包公学生时代就曾拒绝一当地富豪主动结识的行为,因怕以后自己做官”为他所累“。由此可见当时对个人修为的重视。包公一则家训更彰显其修身齐家至此,堪称典范。

既没有道德瑕疵而遭人诟病,也没有受到政治冲击惨淡收场,包公的后世之名与他一生善始善终也有关系。”包公的一生以儒家的评判标准来看是完美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宋史研究学者孔学认为,”对帝王忠心耿耿又敢于较真,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扎扎实实做了不少改革实事,敢于碰硬惩治权贵不法行为,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股正气。所以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对这样的人推崇备至。“

然而,也是由于性格过于峭直,让包公的一生分外孤独。欧阳修在欣赏他刚直的同时,也委婉地提出他”思虑不熟“。他过于严肃较真,又不懂人情世故,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缺乏技巧,容易得罪别人,所以他基本没有私交。也许正是由于独来独往,让他没有陷入朋党之争,也不会拉帮结派,反而成全了他的独善其身。

■勤政为民

公明廉威,勤政为民,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呼唤。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他还强调纪检干部要当现代的”铁包公“,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借鉴我国历史上以包公精神为代表的优秀廉政文化,对于纪检干部开展工作、对于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都颇具现实意义。

习总书记用烹小鲜的手法治理大国,为中国带来希望,提高了党在百姓中的威信,不愧为伟大的领袖,凡是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做一个新时代的”铁包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职责。坚决反腐倡廉,力行勤政为民。对人民赋予的权利要存敬畏之心,对自身的地位待遇要存平常之心。切切实实为民服务,为党服务,当好公仆,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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