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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营子老土家

作者:山外山发表于:2020-06-26 08:39:24  短篇叙事散文关注度:杨柳岸网络文学为您统计中..

二其营子老土家就是我们家,准确地说,是我爸和我妈的家。

我们家原是北营子的,后来北营子叫孟克营子。我爷爷去世以后家里是八口人:我大爷屋有我大爷、我大娘和他们的两个孩子——我大哥、我大姐;我们屋是我爸爸、我妈和我哥;还有我老叔。

1932年我爸爸去下洼做小买卖还没回来,家乡跑反(躲避战乱),我妈抱着三岁的我哥,我老叔挑着一担行李和家什,送到二其营子我姥姥家,我姥爷在老冯家找了一个闲房,让我妈、我哥住下来。我爸爸回来以后没有搬回孟克,也不再出远门了,就在营子里给人家打短工做庄家活维持生计。从此,二其营子就多了一户人家,都管我们叫老土家。长辈和平辈年长的管我爸叫老土,管我妈也叫老土;晚辈的就叫二姑、二姑父。

二其营子最贫困的人家是老土家。一提起来都说:老土家是一挑子挑到二其营子来的。这话并不全对,因为我妈还有一口装衣服的旧柜呢,是后搬来的,当然加上这口旧柜我们家也还是最贫困的。

在小庙十字路口的西南角,高高的大土墙围着一个菜园子和一座院子,院子在前,园子在后,园子是李庭芳家的,院子是李庭林家的。院子里有三间老檐出头的旧土房,还有两棵枣树。李庭林是个买卖人,在朝阳街里有房子、有铺子,他们家在朝阳街里住,这个院由他的堂弟李庭芳家寄住,而且只住一半。1938年,我们家从老冯家搬到这院来跟李庭芳家共住,那时候我哥九岁,我大姐三岁,我们家是四口人。李庭芳夫妇比我爸妈小几岁,他们辈分高。当时他们只有一个儿子,跟我大姐同岁。我哥和我大姐管他们叫姥姥、姥爷,管他们的孩子舅舅,两家人感情非常融洽,住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后来李庭芳家在西墙外买了老刘家的一块地,在那里盖了三间房,他们搬进了自己的新家。我们两家为了往来方便,在老院西墙扒了个豁口儿,两家人还走这一个大门,就像一个宅子的里外院,我们称他家“里院姥姥家”,他们称我家“外院老土家”。

我爸早年曾经在机坊里织过大布,就是“土布”。我姥爷帮他置了一部织机,他又重操旧业,给人家织手工。后来攒了点本钱就买棉花,雇人纺线给自己织,织出来我妈拿到集市去卖。那时候庄家人穿衣戴帽,鞋袜被褥全是自己做,料子都是这种大布,大布在市场上需求量很大。我爸爸织的布质密、平整,是集市上最好的布,所以不愁卖。织布比给人打短工的收入高很多,我们家很快就结束了最困苦的时光,有了余粮。

我妈爱接济人,她帮助人家从不吝啬,不论是亲戚还是邻居,谁家吃的接不上顿了来借米,我妈从不让人空回。还常有人到我家找吃的:“老土哇,我太饿了,快给我找点吃的!”我妈就赶紧给人家找。我妈说:过日子求人,都是实在没办法的事,跟你张一回嘴不容易,不能让人磨不开,只要有就得给人家。小庙的庙堂时常是讨饭人的居所,我家离得近,姐姐们常被我妈派去送饭。有一年冬天,一对讨饭的夫妇在小庙里生了孩子,我妈让我爸赶紧送去一件旧棉衣,还让我三姐连着送好几天小米粥。那个男的给我爸磕头,他说:“我不能报答你们了,让你的儿女报答吧……”

我爸爸要跟我妈商量事的时候从来不加称呼,总是和平地小声说:“我说,……”我妈也爱这么说:“我说,……”,他们两个人心思很默契,日子虽然辛苦,却从不忧愁,他们苦中有乐。我爸虽然没上过学,可他年轻时候自学识字,酷爱读书,读过很多书。后来他结识一位广宁山的道人,又学习了一些道家文化,他心里的境界以及生活的方式,跟营子里的庄家人是不一样的。虽然每天都很劳累,一有空闲他就看书,还常常读书或讲故事给我妈和里院姥姥听。那时候没有电灯,夜晚围一盏油灯讲啊,念啊,遇到弹词就唱。天长日久,我妈记住了《朱子家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一些《论语》的章句,知道《吴越春秋》、《三国演义》、《宏碧缘》、《水浒传》、《粉妆楼》、《大隋唐》等等很多书里的故事。有闲心的时候,她和里院姥姥谈书里的故事,有时还唱几段弹词,背几首诗谣。在我哥小的时候,我爸爸白天做工,每天晚上教会我妈四行千字文,第二天白天,我妈再教我哥,两个多月时间,我哥把一本《千字文》全背下来了。

1947年土改时,李庭林家的这个闲宅分给了我们,从此这里就真正是我们自己的家了。

我妈和我爸很看重对子女的教育。我妈要求我们做什么都要用心,不许赶不上人家,她老怕被人家笑话,常说,“人不怕穷,就怕没志气,没志气就是真穷,没人瞧得起。”她不让我们羡慕有钱人,也不让羡慕当官有势的,被人家瞧不起。我们家人口多,她起早贪黑地做活,总是把全家人的穿戴打理的得齐齐整整,把日子料理得井井有条。“这个活除非你不做,做就得比人家强”她的这个心劲,影响着我们都养成了努力上进的性格。她管我们有很多规矩:说话要有思考、有根据,不许没着没量,也不许说粗话;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许慵懒无状;出门要穿戴整齐,不许邋遢;不许贪便宜;不许要人家的东西;不许没大没小、没老没少;不许怠慢无礼;不许有任何讨人嫌的事……总之,不许有三个方面情况:不文明的,不仁义的,不上进的。谁要犯了规矩就挨打,笤帚圪塔、鸡毛掸子、筷子都是用于我们的“教具”。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孩子,挨打的时候不多,我五姐也是;从我哥到我四姐,他们小时候就不这样幸运了,特别是我哥,淘气,挨的打最多。每当谁要挨打的时候,就盼我爸爸在家,我爸看见你要挨打了,赶紧把你抱起来,我妈往左边打,就往右躲,往右打,就往左躲,我妈气的就往我爸手上或背上打两下,我爸就笑,我们也笑,后来我妈也笑了。虽然没挨上打,教训肯定是有的。营子里人都说,老土家孩子有规矩、文明。

由于孩子多,太劳累,我妈四十多岁得了风湿病,严重时自己穿衣不能系上钮扣。直到她五十多岁,我大姐在外面遇见一位针灸先生,是个江苏人,把他请到家来给我妈针灸,才治好了她的风湿病。

我爸爸跟我妈不一样,他从来不打孩子,也从来不骂,他教育我们就是讲故事。也不知道他记忆里有多少故事,每逢下雨天不能出去干活,或是大家坐在一起包饺子时,或是秋天晚饭后,围着笸箩剥棉花桃时,我爸爸总是要给我们讲故事的。他的故事有的是古书上的,有的是老辈子流传的,有的是他经历的:神话的,历史的,传奇的,现代的都有,我们老盼望全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次我坐在炕上看书,我爸干完活了从洋井打了盆水进屋来洗手,问我在干什么。我明明在看书,他就是想听我怎样回答,我一时想不出好词来,不容我再想,他一边洗手一边就说:“你是怎么的?树大蝉声细,堂高出底音,水深流去慢,贵人语话迟?”我立时顾不上再想,赶紧找笔:“爸你再说一遍。”我爸笑着又说了一遍。

我学木匠以后,有一次我爸坐在旁边看我干活。我用墨斗打线,他给我说了一道谜语:从前有个姑娘,幼年丧父,母女两人相依为命。一次姑娘去外村请人弹棉花,回来时天晚了,母亲说:“姑娘大了,以后可别这么晚才回来,免生闲话。”姑娘说:“我去时就黑,弹了就归,一心掌正,不怕口说是非。”姑娘的回答说出了一样木匠工具。我猜出了迷底就是墨斗。

跟父亲在一起,总有小时候被他抱着的那种感觉,他对每个儿女都是这样。后来营子里有人说我们对父母“孝顺”,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孝顺,是爱。

由于我爸我妈常常把文化引入生活,我们家不论是困难时期还是好转以后,生活中都有很多的快趣。我们兄弟姊妹七个,我哥是老大,他比我大二十一岁,我最小,中间是我的五个姐姐。我哥会喊“二簧”,可他能唱完整的段子就是《甘露寺》里乔阁老的那段《劝千岁》。有一次姐姐们在屋里小声地学唱评剧,我哥进院了。“哥回来了,让他喊二簧!”我哥进了屋:“唱戏呢?”“哥,快,劝千岁……”我哥笑着假装清了清嗓:“劝千岁,杀字莫出口……”声音洪亮,震耳欲聋。我妈说:“这么大声!房盖都要塌了。”还有一次我哥又要喊“二簧”,我五姐说:“等一会儿,化妆!”乔阁老本应是老生,我五姐给他化了个小生脸,还用红头绳把分头梳了个小立辫,我们大家看着笑,他在屋里扭扭捏捏地唱。我妈说他:“多大都没个正形!”不知谁说了声:“大舅来了!”我哥往窗外一看,真的大舅已经进院了,他赶紧逃回他和嫂子的屋里洗脸去了。其实我们家唱的最好的是我五姐,她嗓音好,学得也快。四清那年,工作队里有个叫白恺的,在沈阳艺术剧院工作,她还教过我五姐演唱呢。

我哥敢说敢做,思维敏捷,做事成功率高。1967年我们第三生产队选他当了队长。他有组织能力,全队人的积极性被他弄得特别高,他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那年农业、副业都获得大丰收,社员的日工分值达到一块五毛钱,一下轰动了整个公社。当时日工能到一块钱的,在全公社也只有二其营子,别处都是几角钱,一块五?连想都不敢,可是他给实现了,全队人都自豪,我们家当然更是高兴了。

我哥虽然是老大,在我们七个中最受累的却不是他,是我大姐。我大姐知事很早,1947年二其营子成立了小学,十二岁的她特别想上学,可是看看更小的三个妹妹、整天劳累的爸爸和妈,她硬是没去,就在家帮我妈做日常的事。十三岁就跟我爸爸一起干庄稼地的活。她虑事周到,顾大局,我们做妹妹、弟弟的都从小就听她的,如何对待父母,怎样想事、做事,都学她,连哥哥和嫂子也听她的,我爸、我妈特别省心。大姐早早就成了一把劳动的好手,合作化以后,她是营子里的劳动模范,得过劳动奖章。人民公社时代集体活动多,她以能干、热心、正义而受到人们尊重,营子里很多人管她叫大姐,有几个比她年龄大的,也管她叫大姐。

我二姐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她跟大姐一样关心父母和家,她总爱把一些不妥的事往自己身上揽,然后偷偷自责,忍着痛苦默默地、使劲做,我大姐说她太傻。她十二岁上学,每天上学之前都要纺一把棉条的线,放学之后也还要做些家务。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是第一名,她的作文经常作范文,被学校登在黑板报上。1958年,大队成立一个缝纫组,还请来个正宗的裁缝当师傅教学,大姐和二姐都参加了。在缝纫组里,我二姐学得最好。后来缝纫组解散了。那个时代庄家人没有买成衣的,都是买了布料自己做,特别是到了腊月,女人都得为家里的大人孩子做新衣。有的人不会,或者觉得做不好,就拿着布料来找我二姐,我们家柜上常常垛着人们送来做衣服的布料。每到年底,我二姐天天忙到深夜,她得在过年的前几天把人家的活做完,然后再做我们自己家的。有好几次由于太劳累,过完年她病倒好几天。

生活条件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好转,我三姐、四姐、五姐和我,都不用像大姐、二姐那样操劳受累,但是她们做事、做人的规范,我们是不能逾越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不作偏私的想法和行为,学习和工作都不敢落后,我们以此而自尊和尊重别人。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七个虽然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可是谁都无法忘记结婚之前那个充满情趣的幸福、愉快、温暖的家!

1977年,我们在老左家大园子又建了一所宅院,我们夫妻、三个孩子和我的父母搬进了新宅。我的妻子非常能干而且善良,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她做服装生意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在营子里排在了前列,不仅轻松地供三个孩子念完了大学,我父母晚年的生活幸福也有了经济保障,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对她都很满意。每年为我爸、我妈祝寿的时候,宴席的筹备和制作她都是主角。每到那个时候,连亲戚和小孩近百口人在我家大院子里济济一堂,融融泄泄。每个人都那么舒畅、愉快,人们浸润在亲情浓厚的气场之中。

1984年,我爸爸得了脑出血病,那年他82岁。在医院治了15天,病情是稳住了,左手和左脚动作不灵,但是一点都不糊涂,还能看书,还能给我们讲故事、说笑话。我们精心地护理了四年,1988年,我爸走了,他86岁。

我们从悲痛中走出来以后,最主要的心愿就是母亲能健康、愉快。我妈的饮食起居一向是有规律的。她喜欢我们的三个孩子,孩子们都听奶奶的话;我哥和姐姐们也经常回来。正如所愿,我妈的心情很快乐,身体也特别好。那时候我们都忙:我上班,妻在市场经营生意,孩子们各有自己的学业和事业,白天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可是她并不寂寞,她用我妻做服装剩下的各种边角料,坐在缝纫机前拼小垫送给人们;有时用我儿子做美工剩下的各色彩纸拼窗花。我妈年轻时是刺绣的好手,所以她拼的窗花都很有艺术性,人们喜欢,她就一套一套地做,送给亲戚、邻居。我妈还自己研究了一套静卧养生的气功,每天都坚持作,效果非常好。有一次我下班回来,她很高兴地说:“我今天有个好事。”我赶紧问什么好事,我妈说:“我今天练气功把自己给练没了,我觉得我没有了。练完以后身上特别轻快,年轻时候身上也没这么好过。”我说:“这可真是个好事。妈,你记住今天是怎么练的,以后都这么练。”我觉得,我妈在老年时身体那么好,跟她作这套气功是有关系的。

2002年我妈94岁,那年,她无病而终。当时我和大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她静静在炕上躺着,满屋子的人也都静静的,静静地候着,最后,她慢慢地,安祥地停止了呼吸。

我爸和我妈走了以后,每年我们兄弟姐妹都要相聚几次,每次相聚都有无尽的怀念在心里共鸣。如今,二其营子没有了,而我们的那个“老土家”,是我们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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